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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升:我等苍老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时间:2013-1-6 18:26:59   作者:   来源:   阅读:341   评论:0

专访陈升:我等苍老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10月28日,陈升在上海开办首次歌友会, 1000张票好几天前就被订空,场子里挤得满满的人,都是他的乐迷,会跟着他一句不差地合唱。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竟被他慷慨地延长至3个半小时,他在台上飞得很高,又哭又笑,如此真性情。“我亲爱的妈妈竟然笑着跟我马子说你的男人还没长大……”10月29日是他的生日,近50岁的他在台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五十米深蓝》,又蹦又跳,却唱出满室哀伤。前一天在访问的时候,“少白头”的他刚做完桑拿,穿着夹脚拖鞋走出来,嬉皮笑脸地说:“我等苍老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仔细看,

他眼睛里却是无比的认真。

  文/刘牧洋 范晓燕(实习)图/小武

  陈升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拿去问他自己。

  “名歌星?”

  他点点头认了。

  “作家?”

  “那要等我唱不动了,乖乖趴下来写。”

  你很难界定陈升在音乐上的地位。就如同他从职业学校汽车修补科毕业后,选择当一个歌手,他的母亲很难界定歌手是一份怎样的职业。若说他是主角,出道20年,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若说他是配角,他的每一次出场总是能拿到让人咋舌的票房成绩。他无所谓,他从来很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个台客歌手,他喜欢穿棉质的宽松的衣裤,说话时脸部表情很丰富,每句话都像是在开玩笑。

  他和罗大佑是好朋友,差不多时间出道,私底下打打闹闹,每次见面必定要斗一番嘴才过瘾。但是前者早已在音乐上被认为是教父级别的人物,而他出了13张个人专辑,写过400多首歌,这些数字很少有人知道。

  他最早是帮别人写歌,后来自己唱了,依旧为人作嫁衣裳。从他身后走出来很多人,杨林早期走红的《窗》就由他亲手制作。刘若英和金城武,最开始都是给他当助理,后来离开他,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刘若英在电视节目中送上最新的专辑,只因他拒绝,并说“自己努力做的专辑不要随随便便拿来送人”,饶是金马影后的刘若英,顿时泪如泉涌。

  在台湾,他每年都会定期搞一场跨年演唱会,雷打不动,不主动邀请嘉宾却总有人自己跑来捧场,在流行音乐消费市场萎缩的今天,他的演唱会总是一票难求。他的音乐更像是对生活的记录,是日记,是他的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总有人拿着身边的素材去找他,要求他写歌;也有人见到他之后会激动地说“你那首歌写得好好,好象就是在唱我咧”,他皱起眉头回应“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好不好”……

  B=《外滩画报》

  C=陈升

  “把这行当成公务员来做”

  B:你年轻的时候是个怎么样的人?愤青?

  C:应该算是吧。看歌词就知道,以前的歌词就是很直接的。还有就是看拍过的照片,我拍照的时候都是很愤怒的,故意不去看镜头,摆出一个酷酷的侧脸。那时开摩托车,最恨的就是那些开车的人。但是现在自己开车,却想撞死那些开着摩托车乱窜的人。

  B:为什么从修车跑去学音乐?你的家庭好象很反对你做这个?

  C:我是职业学校汽车修补科毕业的,但毕业后去当兵了,直接加入了军乐队。退伍出来后在唱片行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写歌唱歌。对于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我妈妈就会觉得,写歌做歌是个什么样的玩意?有退休金吗?什么是歌星?有歌星这个行业吗?但其实,我真的把这行当作公务员来处理的,当个里长、村长什么的在做。或者说是个农夫,我每一年都种粮食,而且不敢不种,怕它荒废长草。忽然有一季,种出的稻米有人称赞好好吃。到这个时候,做音乐的收入也可以贴补家用了。每次我妈妈都会劝我改行,我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你的孙子给喂大了,还买车给你们开呢,你怎么这么不满意我的摇滚事业?

  B:最早写歌的目的是什么?

  C:因为我有很多气要生啊。我刚看到齐秦的唱片我就很气,为什么他会写我不会写呢?我就开始慢慢摸索啊,再加上生活的诱因、金钱的诱因。我从来没有发誓要做伟大的音乐人。

  B:在摸索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比较大的打击?

  C:当时台湾有两家比较大的唱片公司,我是“滚石”这边的,另一边“飞碟”推出的是王杰。结果我第一张唱片出来就被王杰打得稀巴烂,他一卖卖了100多万张,而我才几万张。当时算是大失败了。

  B:你音乐想传达给别人的感受是什么?

  C:我最爱提的观点是:人都是差不多的——音乐作为载体来体现这种文字的申辩,来表明我们都是差不多的。

  “现在开始写一些小人物”

  B:很多人注意到你的情歌,但你的歌曲很多和政治有关的,或者反映台湾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新宝岛康乐队”的歌,你怎么看待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C:我觉得任何创作人不留自己的一点空间是该有的能力和权利,甚至是义务,所以政治永远是最大的风球主题,你的心境如何,生活如何,政治一定是影响你最大。我以前写过的那些大人物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下场都不是很好,或者消失了。我就想,我在这里气什么呢。现在发生的事情,再过个三年五年,这一切也不都过去了?我为什么要浪费那个空间写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有一点苦恼。是不是还要写那些东西。现在我可能就会写我认识的人。比如说一些小人物的生活,还有我最近写的苏小小,其实是反应一些台商的生活。

  B:除了写歌,你还出了好几本书,写书也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吗?

  C:比起写歌,我觉得写书是比较延伸的,因为歌中就百来个字。用音乐的方式感动人可能比较快比较直接,可是还是不够。猪凤仔早在我的书中已经写过了,他是我邻居。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就很照顾这家人。这是个弱智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念书,长大以后常常被人欺负。最后就嫁给后山的农民,我很热衷于写这些小故事。

  B:现在的你看起来比年轻时少了一份愤怒,多了一份释然,是什么让你改变?

  C: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告诉我。横着也是一天竖着也是一天,干吗不过的高兴一点呢。

  B:和2002年的那场脑部重伤意外有关吗?

  C:其实这些改变我自己不知道,但是身边的人总是会这样说,就像我妈妈,她就觉得意外之后,我比以前的话要多了,人也开朗多了。

  “近十年来没有伟大的歌”

  B:你儿子现在也在搞音乐做乐团,你会反对吗?

  C:他妈妈很反对,会说你做什么不好做这个,做这个没有饭吃的。但是我不管他。他现在在政治大学念历史,在大学里面搞搞社团,打打球,组乐团,泡马子,没有经历这些那能叫大学生活。

  B:你觉得你儿子现在在做音乐和你年轻时候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C: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做音乐的时候是想法优先,技术是辅助的。先有一个概念,文字具备了,然后会用乐器想怎么去描述,就成型了。现在他们有点颠倒,器材很多,音效很多,你问他要描述什么东西?他们也说不上来,总之就是愤怒。形式重于内容,特别是现在的人做音乐写歌,文字变成辅助的,概念是后来再添加进去的。这样的东西比较不隽永,我觉得近十年来很伟大的歌没有了。

  B:你会帮你儿子吗?

  C:我觉得我不能去用我的能力和权利去干涉他。我也有我的原则,“三不一没有”,我不会走星光大道,不会去领奖颁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学养,所以不会去演讲和做评审——但是我们没有不能唱的舞台。所以我就做我的事情吧。他们如果受到我们的影响,那就受我们的影响好了;但是我不会在家里跟我儿子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我不会。

  B:你儿子在学摇滚,作为过来人,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C: 我觉得做这个行业最为难的是常常有人让我去看一下某个人有没有天赋。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这种可怕的事情是判断自己的小孩。还好他也很怕我听到,就自己戴着耳机偷偷练习。但是我没有说他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只会告诉他乐团排练的时候不要抽烟,不要嗑药,不要乱找女人,这个不是摇滚的等同。摇滚是一种态度,你把那个表现好就好了。

  “我欠上海一首歌”

  B:写一首和上海有关的歌,为什么你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C: 1990年,我第一次来上海,当时就住在这个花园饭店,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满情有独钟的。我走了很多地方,都会为那个地方写歌,我一直欠上海一首歌。

  B:你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怎样的?

  C:上海给我的感觉总是在移动,上海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来来去去的,是一种候鸟迁徙的感觉,好像这个城市比较没有原创性。我去过伦敦,去过北海道,去过南洋,都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说不上来对上海的感觉,它有时很巨大,有时又很微小,走在街上觉得它很陌生可是又很熟悉,那种弹跳间的感觉很难拿捏。这首歌已经有了一个概念,歌的名字是一家麻辣火锅店的名字,店的名字叫“告诉妈妈”。

  B:为帮儿子学历史,你还特地带他去过北京?

  C:对,我跟他说,既然你学历史,那你一定要去看看北京。他去了之后很受震撼,北京的感觉就是用一块块砖头叠起来垒起来的,有一种很强的存在感。

  B:这次的演出是你第一次在内地开歌友会,这样的演出跟你的跨年演唱会相比,有什么不同?

  C:我喜欢这样的小场子。这种能清晰看到台下人的眼睛的演唱会,才最具挑战性。以前我是个很懒的人,不是很积极地来内地演出。有可能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孤僻,比较难懂,怕大家不喜欢。

  B: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的自己,感觉最深刻的是什么?

  C: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在搞摇滚乐,其实手法都是很通俗的流行手法。而我现在觉得我在做流行,但是手法反而像在搞乐团。如果说我满意现在的自己,就必须去领受之前发生的一切加减乘除。过去那些伤害你的、激怒你的、不给你机会的人,都要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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